Venturi Scott-Brown的伦敦国家美术馆塞恩斯伯里展厅扩建（1991）诞生于新现代主义阵营与传统主义阵营斗争的夹缝之间。在这之前，就英国城市发展方向问题，两者就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扩建项目于是成为了最具代表性的一块英国建筑的斗争之地。在1984年一场为了阻止由ABK事务所（Ahrends, Burton and Koralek, now ABK Architects）设计的“高技（Hi-Tech）”再建方案，并最终导致该项目在规划上被否决的运动之后，这一点也变得尤为突出。
查尔斯王子于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RIBA）150周年纪念活动中发表的演讲以一种引人瞩目的方式介入了这个争论，并再次激发了两者之间的矛盾。原本那一年仅仅安排介绍和颁发RIBA金奖给查尔斯·科雷亚（Charles Correa），查尔斯王子却发表了一番对于英国建筑现状的抨击。赛里斯伯恩扩建的遭遇被认为是建筑师职业糟糕状态的最突出表现。查尔斯王子的抨击由声称ABK事务所的方案“像是长在亲近而优雅的朋友脸上的怪异的脓肿”开始。
Venturi Scott Brown, 作为随后为了平息两派争斗而举办的竞赛的中标者，费尽心力，呈现出了后现代语境中最复杂的公共建筑之一——如果它不是最复杂的建筑的话。它实现了一个基于后现代标准设计的建筑可以实现的活力，换言之，一种张力，以及与现代主义、当代建造、英式古典，钢材、石材和玻璃，象征主义、语境、空间创造力的激动人心的结合。
建筑与场地契合的同时也具有其独特性。设计采用的策略，用最恰当的描述可以总结为，面对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的“回应式立面”重复了主建筑的节奏和形式，而又逐渐地将这种形式感削弱，循序渐进地降低它们的进深和存在感，直到在建筑的转角处彻底地消失。除此之外它在沿街的立面上还有着丰富多样的肌理质感，毫不掩饰其体量，却通过组合多种颜色的铸铁圆柱、伦敦砖材、一个现代的玻璃隔墙或是超图尺度的碑文以增加趣味性，从而缓和这种体量感。
内部的设计在这种存在矛盾冲突的要求中采取了同样大胆的解决方案。美术馆核心画廊的一连串高耸的拱券，能够令人回想起弗洛伦萨教堂的尺度，对于展示重要藏品而言非常合宜，而两侧则降低到宜人的尺度，适合展示占了很大比例的私人捐献的艺术品。两种尺度成功通过内部连接的走廊空间共存，这些廊道又通过弗洛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灰石材、木材和白色的石材覆层这种具有特定内涵且平和的建筑语言协调统一。
设计要求将早期文艺复兴展览布置在第三层（the second level），与旁边主体建筑的展廊连成一体。Venturi Scott Brown利用这一要求，创造了一种垂直夹心式的空间组织方式，而所有的空间又以一个主要楼梯串联，令人不禁联想到意大利_广场_的中庭楼梯。
游客穿过一个小入口从街道进入一个狭窄到近乎逼仄的天花低矮的地面层空间，其后部的墙壁通过大的立面尺度的波兰粗面石材，来强调这种“压抑”的的感受。接待大厅的重量感与楼梯的丰富感形成强烈的冲击效果，游客可以从这里走到上部的其他展室，亦或向下走入地下空间的临时展厅中。
这是一种对如何将冲突性的要求（语境的、现代的、创造性表现、克制性表现）转变为设计的可以利用优势的尝试。它本可以证明，建筑不需要教条，既不需要直接采取复古主义的形式来使其契合周围的环境，也不需要雄心勃勃的采取现代的形式、以反文脉的方式来实现当代性、实现创新。尽管它没有体现出后现代的实际功效，至少在英国——恰恰当它在竞赛中吹响胜利的号角时，以上任一对立阵营的死亡的号角也被吹响了。
正如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所说，“介于路的中央时是非常危险的，你很容易被不论哪个方向的车撞倒，”这个比喻也同样适用于塞恩斯伯里展厅在完成时所面对的如潮的批判。不论是传统主义还是新现代主义者们的极权主义观点，都在否定Venturi Scott Brown的设计，一方面因其设计的折中和不合标准的传统，另一方面则因其拼凑式的“如画式、平庸的烂泥”。后现代主义的机敏、丰富而有效的复杂性，机巧且具有创造力的对矛盾性要求的开拓，同时被两边阵营批判为堕落和肤浅。
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在他的文章“为重生而死（Death for Rebirth）”中指出，相互对立的现代主义者与复古主义者在极权精神的问题上究竟有多么接近：
当他（查尔斯王子）批评最初的伦敦国家美术馆扩建方案时，他重新组织了现代主义者对一致性的要求：“如果你将整个特拉法加广场都全部毁掉，以一个建筑师之力重新规划整个的平面，我才能更好的理解这种高技派的方案。”……这个令在美学上具有一致性的“脓疮”可以被接受的表达，实则有着极强的反讽意味。
后现代反对这种永恒的协调，反对这种对所有问题采取的永恒的单一的解决方法——而在这一点上，现代主义者和复古主义者是非常相似的。后现代根植于每个建筑所属的特定环境，并优先采取一种亲人的尺度，这也是赛里斯伯恩展厅建造的准则。Venturi Scott-Brown表现出来的介于两者之间，使建筑所处环境可以被辨识的同时，而没有将设计诉诸于复古主义。这种设计策略在经年之后，为所有执业的建筑师所接受。尽管接受了，却在形式上完全回避了后现代主义的复杂与玩味，而是表现为规划友好型的、与现代主义一脉相承的僵硬。
所有的建筑的智慧、复杂、机敏和丰富都承载在像塞恩斯伯里展厅这样的设计的组织构成中。这种被贴上了“后现代”的标签的方法，尽管被誉为英国公共建筑的重要里程碑，却已然成为禁忌。塞恩斯伯里展厅是一个美丽且重要的建筑，而它所呈现的风格，正需要、值得、并要求着人们重新对它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和评价。
亚当·福尔曼（Adam Nathaniel Furman）所撰写的本文，首次作为Twentieth Century Society（C20）“Building of the Month”系列发表。福尔曼是一个长居伦敦的设计师、作家、讲师，以及《风格：捍卫……后现代主义》（Style: In Defence Of... Postmodernism_）的作者（可在[Apple iBookstore](https://itun.es/gb/v5JO.l?utm_medium=website&utm_source=archdaily.com)和Google Play上购买）
部分参考文献：
'Death for Rebirth' by Charles Jencks, AD Post-Modernism on Trial 1990
'In Defence of the Sainsbury Wing', BD, 22nd July 2011, Ellis Woodman and Denise Scott Brown
翻译：庞凌波
